「兄弟對不起，一路好走。」幾聲槍響後，6具遺體為2015年高雄大寮監獄奪槍挾持案劃下了沈重的句點。
2015年2月12日凌晨，6名高雄大寮監獄的重刑犯，在挾持典獄長後，要求矯正署長透過媒體發表5點聲明，包含「不滿扁保外就醫」、「生活費低」、「不甘冤獄」、「不減重罪減微罪」、「盼馬英九救受刑人」等等。
歷經14小時的對峙和談判，最終以6囚飲彈自盡落幕。對犯罪被害人而言，這6個囚犯是歹徒；對獄卒而言，他們是囚犯；對社會治安而言，他們是暴徒。但無論他們的身分是什麼，都值得外界思考，何以我們的獄政制度，讓受刑人寧可一死，也不願重返監獄？
事件隔天的聯合晚報即發表了評論，認為政府並不是故意忽視這個問題，過去法務部就曾研擬變革假釋和監獄管理制度，但很快在一片「治亂世用重典」的聲浪中不了了之。律師沈伯洋也在後續幾天受訪時指出，囚犯若改寫聲明、加上專用名詞，後面括弧幾個外國學者的名字，馬上就變成期刊論文。「難道要做到這樣民眾才會有反應嗎？」
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主任許華孚撰文表示，「高雄大寮監獄事件，要從前因後果角度探討，不能歸因於單一偶發事件。」他進一步指出，國家刑事政策的轉向造成監獄人數遽增，戒護人力、教誨師與受刑人的比例懸殊，在相當程度上造成監獄管理上的困境與難題。
關於大寮事件牽涉的司法改革議題，台北市長柯文哲當時受訪時說，「獄政單位應該要做些檢討」，「最起碼讓犯人有個床可以睡，這也是一個基本的人權，不然他們都是睡地上」。
事件轉眼過了兩年，如今獄政改革走到哪了？當時6名囚犯的訴求，牽涉到監獄管理的多個面向：保外就醫、假釋、監獄工資、減刑等，卻皆直指一個核心問題：罪人到底有沒有人權？
因為事不關己，或直接認定受刑人為「惡人」，監獄人權仍是所有人權倡議中最被忽視的一環。在大寮監獄暴動案的囚犯聲明中，雖未將超額收容困境獨立拉出來談，但監獄收容與釋放的標準與所有獄政管理面向環環相扣，也反映著國家看待刑事政策的思維，可以說是一切改革的基石。
畢竟，戒護人員與受刑人比例懸殊，還談什麼「管理」？連擺一張床的空間都沒有，還談什麼人權？
生活，在超額收容的監獄空間裡
受刑人日常作息表
7:00-7:05 起床，點名
7:20 彎腰拿低窗口送進來的早餐，通常是饅頭或稀飯
8:10 開封，到工廠做工
12:00 吃午飯，午間休息
16:30 吃晚飯
18:00 收封，回房
18:00-22:00 房間活動，但不能運動伸展
22:00 睡覺，無法翻身
非日常的作息表
教誨志工來上課，1～2小時
教誨師談話時間，1人10分鐘
親屬探視，約15分鐘
運動場放封，約1小時
監獄醫生來看診，1人只有5分鐘
註：這份監獄作息表的提供者來自受訪的3位更生人，分別是曾服刑於台北監獄1年半、桃園監獄半年的更生人陳祈安（化名）、服刑於台北監獄8年、雲林監獄2年的更生人王孝之（化名），以及服刑於花蓮監獄5年的陳弘明（化名）。為提高精確性，也參照監獄管理員和矯正署役男的說法，交叉比對整理成這樣一份受刑人作息表。然而，由於各監獄規範和資源不盡相同，本表僅能反映一個大方向的情況，實際作息各監獄應略有差別。
端詳著受訪的更生人們描述的監獄作息，原以為他們分別待過不同監獄，會提供版本各異的經驗，沒想到交集卻不少。像是每一位在訪談中都強調著睡覺無法翻身，翻查數據能明白這不是巧合，而是台灣多數受刑人的共同磨難。待過台北、桃園監獄的陳祈安說，「你躺平之後，就只能維持那個姿勢到天亮，如果中途起來上廁所，回來位置就沒了。」
待過花蓮監獄的陳弘明補充，一間4人房，通常會住8人，睡地板的一人大約分到50公分。他舉起雙手比劃著，「就一個肩膀寬」。「有一個人很聰明，他進來關過後，出去設計一款草蓆，把原本監獄進貨的60公分草蓆切成50公分，所有監獄都跟他買，現在發大財了。」上網搜尋，原來是台灣知名的黑道人物董念台先生。
求證管理階層，超收狀況嚴重的桃園、新竹、宜蘭監獄管理員都表示，雙人房住3人以上，中型房（3坪以下）住7至8人，大型房（4坪）8至20人確實是常態，且大部分受刑人沒有床鋪。
睡得如此擁擠會引發什麼樣的問題？超收最嚴重的桃園監獄，管理員許佳和（化名）表示，監獄裡皮膚病層出不窮。此外牢房裡面很悶很潮濕、通風不佳，情緒堆疊下，也很容易互看不順眼、發生衝突。他的說法應證了美國犯罪學者Gerald Gaes與William McGuire針對美國19座聯邦監獄的研究，他們發現擁擠程度是監獄暴力行為最有力之指標。
陳祈安回想在監獄裡目睹、或者自己也參與其中的鬥毆事件，都與擁擠脫不了干係。「很熱、有人又要佔你位子，或翻身弄到你，看不爽就嗆、就打了啊！」除了睡覺睡不好，洗澡對受刑人來說也很艱難。待過台北、雲林監獄的王孝之表示，一房就一個水龍頭，不會固定有水。「洗澡我們擺6個水桶，一個水瓢。應該是每個人自己用自己的水桶，但有人不夠就會去用其他人的，就會打架。」
新竹監獄管理員陳健誠（化名）說，「舍房的空間狹小，人又超收，衝突暴力事件就很容易發生，實務管理上增加了許多困難，也讓管理人員執勤的風險提高。」而監獄鬥毆的下場，通常是關到單獨禁閉的空間「打坐」，受訪的更生人都表示那比酷刑還難受，但即便如此，永遠會有人繼續犯規。
受刑人們也提到，在房間不能「運動伸展」，只有放封到運動場的時候才能活動筋骨，否則算違規。待過台中監獄的矯正署役男蘇冠霖（化名）表示，出勤時的確看過受刑人在房間做伏地挺身而被罰，上級的意思是太擠了做運動容易打到別人。對此，宜蘭監獄管理員林文蔚表示，除了怕暴動事件外，其實那也是一種對自由、對尊嚴的壓制。
醫生不是你想看就可以看的
在受訪的更生人提供的資訊中，另一個令人感到突兀的列項是監獄醫生來診，以及矯正教誨師來上輔導課的時間，皆是寥寥幾分鐘。
「醫生不是你想看就可以看的，我們都很怕生病。」陳弘明回想，在監獄的某個夜晚，不知怎地發燒到39度，按程序和管理員說想看病拿藥，只得到一句「多休息」。「醫生只有一個禮拜的固定一個時間會來，來也只有一下下，額外的時間想看病還要寫報告。」但即便寫過的報告堆積成疊，也不一定能在需要治療的時候見到醫生。
陳祈安也說，有次牙齒斷掉，雖然見到醫生了，卻因為看診時間過短而無法縫合好傷口。當晚回房舍，只能自己咬著衛生紙流血到凌晨。天亮的時候室友驚問血怎麼還在流？呈報上去，管理員也只是建議多加休養。
國內監獄學者黃徵男在10年前的一份研究就曾指出，實務上受刑人因舍房、工廠擁擠，導致醫療看診、運動、教化、用餐、洗澡時間均遭壓縮，監禁無法符合兩公約對監禁人格尊嚴之處遇標準，和聯合國《在監受刑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》（The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；SMR）。
尋求醫療人員的回應，醫師柳林瑋曾於宜蘭聖母醫院服務，因該院參與「全民健康保險提供保險對象收容於矯正機關者醫療服務計畫」而兼任兩年宜蘭監獄醫師，他表示監獄人太多，擁擠潮濕造成嚴重的皮膚病問題，且傳染盛行。「幾乎是一房內有一人生病，其他人都無法倖免。」他也提到，病人都會多要幾條藥膏，因為見到醫生的時間太少，當非看診期間如果有室友患病，可以用儲存的藥膏「做交易」。
明哲保身，話少講
而談到教誨矯正，新竹監獄教誨師蔡敬文（化名）說，教誨課程規定每個月至少一次，但一個教誨師要負責輔導400~500位受刑人，有沒有發揮效用其實不言而喻。而監獄教誨師由於分身乏術，處理受刑人假釋呈報文件已焦頭爛額，上課演講的責任通常就由外聘矯正志工來進行。花蓮監獄服役的役男陳旭強（化名）也說，監獄裡教誨師基本上就是來處理假釋、填表蓋章的業務，和他入監所前對「教誨師」3個字的印象有所差別。
對受刑人而言，教誨志工是一張張模糊面孔，來了又去、去了又來，滿口佛經、聖經、大道理；無獨有偶，志工老師對受刑人們的印象恐怕也一樣不清晰，因為班級人數過多，少有一對一的個案諮詢時間。就算偶爾出現相談機會，王孝之說，還是「明哲保身，話少講」。的確，有誰會對久見一次的陌生人掏心掏肺？
除了會面時間短暫、心理防備無法卸下以外，長期關注監獄問題的前監察委員，法律學者李復甸表示，教誨志工也很多是別有居心，「監獄的課堂已經變成各路新興宗教的集散地，他們的目的是要更多的信眾，而不是真正去關懷每一個受刑人、探究他們入監的原因，或者在出獄後持續介入去改變他們的生活。」。
陳祈安說，他會進監獄是因為吸毒，由於在工地打零工，其他工人朋友、兄弟都是毒癮者，「就好奇啊，而且大家都吸你不吸很奇怪」。這些話，他不曾對教誨師或志工分享過。當我問他，那麼出去以後你會離開那些朋友、那樣的生活圈嗎？他搖搖頭，「怎麼可能？那就是我的世界啊。」
「但我不會再被關了，因為我媽看到我在這邊受苦很難過。」陳祈安說，每個禮拜母親從桃園搭車來台北監獄的探視，讓他有動力改變。然而，當人際支持這項社會復歸裡最有效的途徑遇上超額收容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。當監獄人滿為患，探視時間自然遭到壓縮，也更難保有書信的隱私。
初聞陳祈安說的「改變」，似有種洗心革面之志，但詢問21歲的他目前在做什麼工作？答案又不禁令人皺眉。應召站、微型詐騙，「我就做一點灰色地帶的『工作』啦！我會小心，不會再進監獄的。」
而40歲的陳弘明，在親戚工廠幫忙送貨，再三確定報導不會寫出本名後，透露還是會定期施用毒品。「但有在慢慢控制，讓它不影響生活。」50多歲的王孝之，也沒有對自己目前的工作多著墨，不過私下透過牽線訪問的親屬得知，從監獄出來後他依然重操舊業，不只繼續吸毒，還簽賭、販毒。
認識一下，出來做更大
在更生人提供的故事裡，似乎多數人不但沒有悔改向上，反而還對犯罪更加得心應手。回想監所同窗的組成，陳祈安說，同寢的受刑人18至72歲都有，刑責程度也不一。「裡面喔，可以說就是弱肉強食啦」「但你不要太白目，也不會有人故意欺負你。因為關，變成好友的也很多。」他回憶，苦悶監獄生活中的少數寬慰，就是和同寢的「同學」下象棋、低聲聊天。
「聊一聊，難免就會交流犯罪手法，這一定的嘛。」「規定不能交流大家聯絡方式，可是我們出來都有辦法聯絡。」詢問新竹監獄管理員陳健誠，他表示受刑人依累進處遇制度分為4個等級，依罪責程度、服刑表現等各有不同的待遇，然而空間不夠的情況下，多數監獄的確沒有辦法落實分級管理受刑人。
刑期較長的王孝之，在監獄中也看了許多「晚輩拜師前輩」的經歷，「認識一下，出來做更大」對於混房產生的犯罪技巧交流似乎早已見怪不怪。陳弘明則透過各種管道得知，當時一起關過的室友大部分都還有再回去幾次，罪刑也多比當年重，「會朝同房裡刑責最重的那種靠攏」。
法律學者鄭添成的《監獄超額收容問題之國際觀察──有效策略與解決方案》指出，超額收容的結果，監獄將難以就年齡、性別及危險程度的不同而對受刑人進行隔離監禁與分級分類處遇，這違反了聯合國《在監受刑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》的基本要求。輕罪受刑人和重罪受刑人共同生活與接觸的結果，可能造成他們日後出現更嚴重的罪行或暴力行為。
分析法務部2016最新數據，新入監受刑人前科率為78.6%，回籠率的曲線年復一年穩定上升，毒品前科率（含再犯、累犯）更高達93.2%。《監獄行刑法》第1條規定：「徒刑、拘役之執行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，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。」對照實際情況來看，與其說監獄是矯正人的機構，不如說是受苦難的隔離籠，和交流犯罪的訓練所。
人們相信把罪人都隔離好，善與惡之間就有一道真空的牆。他們回不來最好，而我們也不會過去。2017年，大寮事件已不是鎂光燈焦點，然而比死亡還絕望的一種生活方式，仍是某一群人的日常。
▲【現況】從高牆鐵窗之外看進去
▼【影響｜社會成本篇】我們在同一條船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