監獄管理員工作表 夏令時間
8:00-17:00 日勤上工至收封，其中職員輪流休息2鐘頭
18:00-20:00 輪休1鐘頭
20:00-8:00 夜勤，輪休兩次3鐘頭

監獄管理員日常 冬令時間
8:00-16:30 日勤上工至收封，其中輪流休息1.5鐘頭
17:00-20:00 輪休1.5鐘頭
20:00-8:00 夜勤，輪休兩次3鐘頭

一週輪班：做一休一，做一休三，其中做一是上班24小時。

註：這份監獄管理員工作作息表透過訪問4位監獄管理員統合而成，分別是宜蘭監獄管理員林文蔚、新竹監獄管理員陳健誠（化名）、和八德外役監獄管理員江齊龍（化名）、桃園監獄管理員許佳和（化名），實際情況各監獄亦略有不同。

台灣社會裡有一群人，他們多半有大專學歷、通過國家考試、經過官方嚴格的特訓和實習，終於來到工作崗位。原以為揚眉吐氣，公務員的金字招牌與鐵飯碗能帶給他們較為安逸的後半生，也給家人更安穩的生活。然而，當實際情況由眼前的宜蘭監獄管理員林文蔚口中說出來，卻是截然不同的版本。「獄卒就是鬱卒啦！」儘管說著諧音笑話，還是能從他陰鬱的眼神裡，讀到一絲苦悶。

林文蔚說，監獄管理員的生活與受刑人密不可分，某種程度上，在輪班的時間其實等同另一種類型的受刑人。以宜蘭監獄來說，在工作現場的管理員與受刑人比例，經常是1比100以上。通常第一線人員約150人，替代役約20人，還要拆成日班、夜班組，實際管理時是20個監所管理員，要面對2,800名男受刑人，比例大約是1比140。

宜蘭監獄在超額收容的情況排全台第5，已如此分身乏術，令人不禁納悶超收最嚴重的桃園監獄又該怎麼管？求證桃園監獄管理員許佳和表示，白天在工廠是一人要面對150位受刑人，夜晚回房則是20人面對2,000多位受刑人，扣掉6~7位在中央控制台執勤的人員不算，「等於是差不多10多個人管2千多人。」。

高風險的工作環境，隨著超額收容加劇，讓戒護人員更加心灰意冷。法務部報告指出，第一線管理員離職率高，觀察近年來第一線管理員之離職率，2009年至2014年間約2.8%至4.5%，但2015年陡升至6.98%，2016年度離職率亦達5.27%。

許佳和想起，之前中國曾派懲戒處來考察，對方看到這樣極端的戒護比例都稱是「奇蹟」。至於超時工作的情況，一天大約有4~5位管理員必須加班，「同仁身體狀況都不太好，五臟六腑幾乎都有毛病。」

往南走，超收排行第4的新竹監獄之管理員陳健誠說，加班情形一直都有，「有時候人員異動（平調）時一整個月管制休假，非常辛苦，家人常常有很多怨言。」可見一般認定的「公務員」身份能給家庭更穩定而理想的生活，在監獄管理員身上，或許要打上一個問號。

戒護人力的不足，也反映在近年管教人員遭收容人暴力攻擊案件比例上。根據法務部統計，2011年共24件、2012年共29件、2013年共25件、2014年共41件、2015年共54件、2016年共56件，逐年升高的受攻擊曲線與監獄擁擠的趨勢密不可分。炎熱、壓迫等居住條件的劣勢，讓心浮氣躁的受刑人更容易彼此起衝突，或對管理階層提出抗議。許佳和表示，至少8成的暴力衝突都是因為擁擠。

法務部2015年的研究指出，超額收容對於受刑人及管理者雙方的人身安全皆會產生影響。超額收容等於創造了一個更危險的環境，受刑人對於過度擁擠的環境容易感到高度緊張和憤怒挫折。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，受刑人抗議、情緒不穩定和暴力程度都因為超收而急遽升高，有些國家則是受刑人自殺事件增加。

在戒護比例懸殊的情況下，基層管理員往往成為整個荒誕制度下的肉身標靶。林文蔚回憶，曾有一個愛滋病患受刑人，把自己割得渾身是血，拿著玻璃片與他當面對峙。坦言「暴力事件的發生，讓我罹患創傷症候群，這也是很多基層人員的宿命」。

相對來說，超收情況較不嚴重的八德外役監獄，管理員江齊龍（化名）表示，受刑人相對安定，「畢竟這關係到提假釋的資格，他們沒事其實不會想違規。」江齊龍說，同行其實都知道超收的幾個監獄就是難管、壓榨管理員，但敢站出來抗爭、改變的人很少，個人很難對抗體制的壓迫。


除了第一線管理人員匱乏，法務部2016年統計資料顯示，國內監獄醫護人員（含醫師、藥師及其他醫護人員）共78名，須處理4萬餘名監獄受刑人之日常醫療衛生業務，平均每位醫護人員至少要面對約560位受刑人。雖然矯正署解釋，2013年二代健保上路後，可由各監獄所在地的合作診所分攤受刑人醫療業務，但透過實際採訪得知，醫生與受刑人的比例仍然懸殊。

曾在宜蘭聖母醫院服務，擔任兩年宜蘭監獄合作醫生的柳林瑋表示，「到底能怎麼看？ 不管你再厲害，連好好聽病人說話，都不會有機會。」「一個早上看40到70人左右，我連喝水的時間都沒有，一個人看大概4分鐘，很難去很完整了解他們的狀況。」

他認為，監獄職務本來就是較不受歡迎的選項，但即便有志之人想進去提供協助，「你也會被爆滿的病患搞到很無力，好像你就是個開藥機器而已。」直言這樣的醫病狀況若無法改善，疲憊的醫生在生理、心理上的負擔也都很重，很少有人能在這樣的崗位上撐太久。


在生理的困境中，受刑人因為監獄爆滿而無法接受正常的醫療服務；此外，在精神的需求上，超額收容亦讓教化無法真正獲得施行。擔任矯正教化工作的教誨師如管理員、醫護人員一樣分身乏術、充滿無力感。

新竹監獄教誨師蔡敬文（化名）說明，教誨師多半由監獄管理員升上來，是比管理員高等的職缺，但薪資沒有比較多、還不能領加班費和危險津貼，大家從事的意願很低。因此法務部2015、2016年皆強制「升官」，以確保教誨師職務能持續運作。法務部統計手冊2016年數據，教誨師185人，等於平均一人負擔近240名受刑人的教化業務，實際工作現場因為各監獄收容狀況有所差距，出現更極端的數字也不意外。

「新竹監獄來講，有5個教區，再加一個分監（新竹看守所），只有5名教誨師。」「依照組織規定，一個教區就要有一個教誨師才對。但我們現在這樣是一人對900位受刑人。」長期人力不足，教誨師從應該教化受刑人的輔導者，轉變成只處理假釋文件的作業員，「很多行政事項，例如累進處遇，你要給受刑人打分數。」「跟他聊天、教誨他，這已經不用期待，現在人那麼多，我只希望假釋資料不報錯。」


受刑人、管理員、監獄其他工作者的故事，不只關乎他們本身，而是和高牆鐵窗外的社會大眾在同一條船上，一旦翻覆，浸濕的是廣大納稅人的血汗錢以及國家對外的尊嚴。

美國國務院發表的《各國人權報告》，自2001年起就已不斷針砭我國監獄擁擠問題，對獄政管理、人權狀況也長期抱持負面評價。2016年的版本中亦提到，台灣監獄及拘留中心主要問題為過度擁擠，收容人數達到原設計容量的113%。當監獄超收損害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，與他國的外交關係、加入國際組織的可能性，都將受到影響。2016年英國蘇格蘭高院的一個判決，讓台灣再次因監獄人權問題更加受到國際側目。

2010年英國商人林克穎在台酒駕，撞死一名送報生，遭台灣法院判刑4年卻潛逃英國。後在當地遭到羈押，愛丁堡地方法院判定須引渡返台服刑。但林克穎以「台灣監獄環境太差，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標準」為理由提出上訴。經過多次審理，蘇格蘭高院於2016年宣判：林克穎上訴有理，不必引渡。

雖然台灣輿論普遍對林克穎極其反感，但他引用的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事件、台灣監獄擁擠狹窄數據、台灣受刑人遭性侵等相關資料，卻竟能為歐洲法界接納，足以見得我國獄政環境在人權價值進步的歐洲國家眼中，已是落後不堪的等級。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律師許文彬表示，監獄人滿為患是國家之恥，台灣的國際形象因而受累，極待執政當局在「司法改革」過程中對症下藥。

對此，2017年5月法務部長邱太三赴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做業務報告時回應，獄政改革一直是台灣、國際關注的焦點，且在總統蔡英文、當時的行政院長林全特別指示下，為了顧及我國國際形象、確實保障人權，並解決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，法務部已進行盤點，目前規劃以現地擴建、新地點再建等方式作為紓解之道。但他也說：「雖然希望能夠將監獄空間增大，然而並沒有一個縣市喜歡蓋監獄。」因此在溝通協調、選址的過程較為辛苦。

儘管新監獄選址懸而未解，但擴建工程已默默動工。矯正署提出「改善監所十年計畫」，以擴、增、改或遷建機關等方式來增加整體收容空間。方案包括2017年9月已啟用的台北監獄新擴建工程，2018年12月將落成啟用的宜蘭監獄擴建工程，此2項工程完工後共可增加2400名容額，預計整體超收比例將降至5.74％。另外，雲林第二監獄新（擴）建計畫、彰化看守所遷建計畫，以及八德外役監獄新（擴）建計畫也在籌備中。十年計畫總經費預計約184億，將由全民買單。

然而，上街隨機訪問民眾意見，在傳統產業擔任業務的王先生表示：「如果監獄很舒適，反而才奇怪吧。」，當被告知監獄超收對其他相關工作者的負面影響，王先生還是認為：「管理員是很辛苦沒錯，但那也是他們自己選擇的，做不下去可以找別的工作。」在外商公司服務的劉小姐也答道：「監獄有問題的話當然是要改善，不過政府花錢還是要好好考慮，先把一般人照顧好比較重要。」

其實解決監獄人口爆滿的困境，某種程度上是十分簡易的邏輯測驗：要不是讓進來的人變少、停留時間變短；要不就是讓空間變大，足以容納更多人。然而，從法務部長邱太三的發言，對應台灣社會對犯罪的態度，會發現一個矛盾：台灣高比例的監禁率、連年提高的假釋標準，暗示著社會對於犯罪者普遍存在著「惡有惡報」、「亂世用重典」的直覺；但當有新建監獄的需求時，民眾卻又紛紛抗議浪費稅金、避之唯恐不及。

大部分的人在測驗中失敗，往往不是認真研判後選錯了答案，而是根本無視這項考題，卻不知道每一分每一秒，整個社會都共同承擔著這樣的錯誤。監獄管理員、醫生、教誨師站在第一線面對風雨的同時，我們可曾發現，船艙就要破了。


▲【影響｜受刑人篇】警棍，濕疹，還有看不到的醫生
▼【成因】一種思維，五種困境